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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娱乐场会员 - 人们相信汤兰兰案是真的,是因为性别暴力的隐忧一直存在

2020-01-10 19:10:11 阅读:( 2902)
摘要:最近,汤兰兰案在网上吵得纷纷扬扬,仅从现在的消息来看,谁是谁非我不清楚,但比事实更可怕的是,这么骇人听闻的事,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相信,这大概是因为性别暴力的隐忧一直存在。性别暴力也比暴力犯罪广泛,联合国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性别暴力。如果汤兰兰案不是冤案,那么施暴的是她的父母长辈。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当然不只是女性,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大部分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和平娱乐场会员 - 人们相信汤兰兰案是真的,是因为性别暴力的隐忧一直存在

和平娱乐场会员,最近,汤兰兰案在网上吵得纷纷扬扬,仅从现在的消息来看,谁是谁非我不清楚,但比事实更可怕的是,这么骇人听闻的事,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相信,这大概是因为性别暴力的隐忧一直存在。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两条本地新闻:

1月25日,一位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被打伤的照片哭求帮助(见下图,照片太血腥就不放出来了),第二天她却删除了自己的微博。

1月26日,有网文称西安市司法局下属社区矫正管理局一副处级调研员长期对其下属女社工进行性骚扰。1月27日,西安市司法局官方微博“法治西安”回应,该局纪检组接到女社工对该调研员的举报后,成立了调查组进行调查。经过初核,女社工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尚有一些具体细节需要进一步核实。

这两条新闻都是朋友转给我的,转发新闻给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呢?为什么这些女人不逃脱呢?”

作为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我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在我看来,性别暴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权力控制受害者,而无法逃脱也是只是控制的一个结果。而汤兰兰案之所以在网上吵得那么凶,也是因为人们明白逃脱有多难,不希望她被找到后再难离开。

通过权力控制受害者,让其无法逃脱,这与我们日常中见到的其他暴力是相似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被拦路抢劫过,那个人声称自己刚杀完人,恶狠狠地胁迫我走到暗处,强迫我交出了身上所有的钱。整个事件中,其实我有一个逃脱的机会,当我们从一个小吃城穿过的时候,我只需要停下脚步就好了,当时正值晚饭时间,在那样繁忙的地方他什么都做不了。但那会儿我能做的事情只有害怕。

被抢劫后我马上就报警,警察说当时没法儿到现场,让我第二天再去派出所报案。等我第二天去的时候,值班的人又说接警的人不在让改天再来,又说什么不是什么大事情,小孩子能有多少钱一类的话。

当我带着震惊将这些遭遇讲给一些人时,一些人甚至指责我“不小心”,“傻,他说杀过人你就害怕了”,以及“那么晚出去还带着钱就是找着被抢劫”。

▲图片来自网络

性别暴力不也是这样吗?施暴者建立一个自己有力量的形象,胁迫受害者做不情愿的事情,而受害者即使有机会逃脱也做不到,受侵害后在寻求公力救济时会被忽视,寻求周围人的支持的时候又会被指责。

不同的是,抢劫一般是个一次性的事情,而性别暴力往往是长期的。在家庭暴力中,很多受害者即使离开了原来的家庭或者关系,还是会面临被跟踪、被骚扰,甚至被胁迫回去继续遭受暴力等情况。

性别暴力也比暴力犯罪广泛,联合国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性别暴力。在性骚扰的问题上,一份《中国在校和毕业生遭受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受访者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遭遇。

但性别暴力的危害并不比暴力犯罪小,一方面,性别暴力往往伴随着殴打等暴力犯罪的形式,另一方面,性别暴力全方位的损害了受害者的健康、尊严、自主和安全,许多受害者蒙受了毕生的折磨,性别暴力也阻碍着女性、性少数等群体的发展。

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性别暴力是将权力上的不平等用与性与性别相关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先把视角放到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互动上。

在那条本地新闻中,性骚扰女职员的是她的上司,而在最近的高校性骚扰问题中,大家也更关注来自老师的性骚扰。如果汤兰兰案不是冤案,那么施暴的是她的父母长辈。

支配性的权力导致这些施暴者企图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他们享受那些胁迫他人的过程带来的快感而不是性本身。他们知道受害者没办法说不:他们紧握着和受害者发展相关的权力,决定其升迁、工作环境,甚至能不能毕业,他们用这些权力敲诈着、勒索着、胁迫着受害者。

▲图片来自网络

而在家暴的过程中,施暴者的行为可不仅仅是“打”,他们会精细的进行别的操控。

比如经济上的,他们会限制女性的工作,让她们在离开家庭后失去生活来源,因而无法脱离控制;

比如社会关系上的,他们限制女性与外界的联系,这样即使不断遭受暴力,受害者也很难及时获得支持;

比如名誉上的,他们对外往往营造一个“好男人”的形象,使得没有人愿意听受害者的陈述;

比如情绪上的,他们一旦施暴,往往会马上道歉,让受害者觉得对方的行为是因为对自己的在乎,让受害者不断用遭受暴力的形式来维持两个人的关系。

而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是“他”们能拥有这些权力时,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不平等:这些权力是社会赋予“他”们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当然不只是女性,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大部分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就业环境的不平等导致男性往往更容易在工作场域中占有更多的资源,男性也更被鼓励在性上要主动,因此他们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动机去操纵女性,实施性骚扰、性侵害。

而传统的对男女形象的要求,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男人阳刚女人阴柔、男性热血女性隐忍等等,何尝不是在合理化家暴的行为,给“打你是爱你”,“忍忍就过去了”做背书?也使得女性难以获得在遭受家暴时需要的经济和社交活动的支持。

▲图片来自网络

而“他”们走到一起,还会相互包庇,推诿责任,乃至共同迫害受害者:在这背后,即有只把受害者当工具看的惯性思维,也有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考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害者讲出来自己的遭遇有多难?前不久宣判的美国体操队性侵案告诉我们,在没有广泛支持的状态下,你就是拿了奥运金牌也无济于事。超过150名体操运动员出庭作证,讲述自己被队医劳伦斯·g·纳萨尔侵犯的经历。

这件事情发生的契机在于纳萨尔因为其涉及儿童色情的案件身败名裂,而在此之前,他通过“周密、有计划、有操纵性、狡猾、卑鄙”实施了侵害,而他的背后有一个广泛的维持他名誉的系统,以至于受害者无法发声,或者没有人会相信受害者所说的话。体操协会甚至会与一名运动员签署保密协议,她谈及自己受侵害的经历都会面临被罚款的境地。

这个广泛的支持,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

对受害者的责备应当停止,当我们责备受害者“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时,其实是在和施暴者一同贬损受害者的人格;

对受害者的信任应当提升,在权力关系下一个人讲出自己受到侵害的过程异常困难,如果她讲了出来,就应该被听到;

对受害者的经验和感受我们要给予肯定,“不是什么大事”,“他也有他的原因”一类的话其实和侵害行为无异;

对受害者的支持应当提供,尤其我们不应该直接就将受害者送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这是在针对家暴的问题中许多人常见的做法),性别暴力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是“私事”,绝对不能抱着“床头打架床尾和”的“期待”来解决问题。

这确实不是私事,因为这个广泛的支持,也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除了刑法等之中对于强奸猥亵等性侵害行为的规定外,我国在2005年,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加入了关于性骚扰的规定;2016年3月,我国颁布了《反家暴法》,其中规定“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并可以通过人身限制令(简单的说就是施暴者不能接近受害者)等方式对受害者进行保护和救济。

虽然在操作中还是会存在一些将家暴作为一般家事对待的行为,但是随着大家对这些工具的运用和社会整体性别意识的提升,我还是相信状况会好转的。

受害者这个词,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它显得无力,显得没有声音,显得很沉重是一个大包袱,但这正是遭受了性别暴力后一个人的状态。

而停止责备、相信陪伴、提供支持以及对制度化保障的运用能改变这样的状况,让受害者最终放下这个身份,追寻自己的生活。

我们现在讲性别暴力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是每个受害者都能讲出美国体操队性侵案中一位运动员的这句证词:“我有力量,也有发言权,我只是现在才开始使用它们。所有这些勇敢的女人都有力量,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发言权来确保你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在未来,我们当然希望世界和平,没有暴力。

    作者:刘伟奇

一个半吊子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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